綁票首投族3／紓困對象不斷擴增　學者警告向隅者被剝奪感

教育部大力宣傳紓困4.0中納入大專生，該方案並已經在八月底截止申請，許多學生在本刊街訪時一臉驚訝，直呼「真的嗎？怎麼沒聽學校提過」，而領到紓困金的學生有人的確緩和生活壓力，卻也有人想拿去投資，也還有人要拿紓困金來買機車。

「大專生紓困」預算還沒有在立法院審查，各校紓困申請卻已截止，然而基於防弊考量，學校仍沿用「家戶所得」作為審查紓困門檻，導致許多大學生即使工讀機會受疫情影響中斷，也還是領不到紓困金，迭有怨言，甚至還萌生將戶籍從原家庭遷出的想法。

國民黨立委陳以信指出，不少大學生都靠打工賺取生活費及學費，教育部既然要對經濟出現問題的大學生紓困，就不應只以「家戶所得」作為審查門檻，畢竟許多大學生雖來自非中低收入戶家庭，也不必然就代表家境富裕，他們的工讀機會也仍可能受疫情影響中斷。

他質疑，教育部口頭雖說「從寬認定」，但卻沒有正式以公文告知校方「如何從寬」，在防弊的心理下，學校就算要學生切結，還是會擔心日後有審查不實的法律責任，在在都凸顯教育部紓困方案為德不卒，他也建議應回歸在野黨主張的「普發現金」紓困作法，才能降低學校的行政成本。

台大國發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隆則認為，由於教育部授權各大學自行審查紓困申請案，但各大學又不具與政府系統連線勾稽查證能力，才會沿用過往「家戶總所得」的審查門檻，以避免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但他也提醒，隨著紓困對象不斷擴大，未能列入紓困對象的被剝奪感可能會越來越大，都會形成對政府更強大的壓力，久而久之就會惡性循環，政府恐無能力負擔。因此，政府現在該做的事，就是努力設法更精準的挑選出「絕對需要紓困對象」的能力，才能防止不必要的紓困浪費。

他舉例，以大學生紓困為例，大學生的工作大都是打工，工時彈性，但目前勞工要投保勞保、就業保險，必須符合有一定雇主者，否則就要加入職業工會，偏偏職業工會又堅持勞工要「全工時加保」，對部分工時工作者保費負擔很重，很多大學生也因此不會想要加入職業工會，也無勞保、就保，政府就不可能掌握這些大學生的工讀是否受到疫情衝擊而失業，更難斷定是否應對大學生打工族紓困，只能視民意壓力多寡邊走邊看，反而更可能形成亂象。

辛炳隆因此建議政府，應該開放職業工會「部分工時」加保，及「自然人加保」，提高大學打工族的投保機率，不僅能增加大學打工族的保障，也能作為疫情來臨時，判斷大學打工族是否需要紓困的依據，就能避免目前必須將大學生紓困與「家戶所得」綁在一起審查的尷尬。

「大學生紓困案」預算還未在立院開審，各大學申請作業就已先截止，也引發外界質疑教育部此舉，是否有意「討好首投族」？但目前也在大學研究所任教的前藍委孫大千認為，他的學生中，確實有不少人原本都有打工，但疫情爆發後工作就被迫結束，經濟面臨壓力。

但不論是讓大學生優先打第一劑BNT、或針對大學生號稱將發放最高2.3萬元紓困金，對有困境的大學生而言，都仍只是「杯水車薪」，畢竟BNT要打兩劑才有完整保護力，就算大學生幸運領到最高2.3萬元紓困金，恐怕也只能多撐1個月生計，更別提學生還得辛苦蒐集單據、證明自己確實需要紓困，相當辛苦，也印證在野黨長期批評紓困案欠缺整體規劃、支離破碎，並非無的放矢。他也認為，這些政策頂多只能稍稍減輕大學生對現狀不滿，降低對執政黨的「惡感」，真要爭取首投族選票支持，恐怕還差得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