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足球迷2／盼台灣務實培育足球種子　綠委偕專家籲體育署扛起責任

4年一次的世界盃足球賽，每屆開踢都會點燃起國人的足球魂，而且觀看足球的人潮也屢創高峰，身為資深足球迷的民進黨立委邱志偉則感嘆，台灣在棒球、籃球、羽球和桌球等運動賽事上，這幾年在奧運等諸多國際賽事大放異彩，為何足球和數十年前相比，卻不進則退。他呼籲政府能多挹注資源、落實正確的政策，讓台灣有朝一日也能成為足球強國

每四年一次的世足賽，邱志偉只要有機會就會買票飛到主辦國觀賽，今年他也抽空用3天時間，來回台灣和卡達就為了看一場球賽。邱志偉說，2014年他去巴西看開幕賽，上屆在俄羅斯舉辦，自己票都買了，卻因為立法院甲級動員沒有成行。

這屆世界盃政府竟未派員觀摩，讓邱志偉質疑若不去理解各國頂尖選手的磨練過程，這樣怎會有努力的方向。「每4年就要再問一次，台灣的足球未來在哪裡？台灣何時才能踢進世界盃？」邱志偉指出，體育署早在2017年提出過「足球6年計畫報告（2018-2023）計畫」，並且副標題寫著「足夢踏實、前進一百」，然而轉眼6年要過去，距離報告所強調的目標從提出計畫當年的124名，6年間竟然變成157名，世界排名不進反退。

邱志偉表示，台灣的足球訓練條件、環境，本來就不可能與歐洲、中南美洲的強國相提並論，但許多運動賽事都有移地受訓的觀念，甚至教育界也有公費留學等制度，為何獨獨在足球上無法跨出去，關鍵原因在於政府用心程度不足、作法過於保守，應該明確立下幾年內踢進國際賽幾強的目標，不要將成績不佳歸咎於疫情，畢竟疫情是全球問題，並非台灣獨有。他舉例說，台灣的棒球選手多數是本土培養長大，但到了一定年紀，極優秀的選手都會到日本或美國發展，之後還能代表國家隊出賽，退休後回國指導後進球員，這都是很好的傳承經驗，足球也可借鏡學習。

邱志偉說，台灣也應先多邀請亞洲區頂尖足球教練、選手來台實際交流，熟悉強隊的戰鬥強度、指揮調度等，相信透過邀請國際選手來台訪問、交流賽事，或是我方派出教練、選手出國交流累積經驗，必然能激起國人對賽事的關注，並且透過轉播相關賽事，讓更多廠商業者了解到國人對足球的熱情，自然也願意投資經費，良性循環將能帶來正面助益。

「台灣要發展足球，有一項最現實的問題要面對，就是足球比賽的職業聯賽尚未成為穩固的運動賽事。」邱志偉說，雖然目前已初步建立甲級、乙級聯賽，但隊伍數及願意投資的企業仍不夠多，而日本就是從足球職業聯賽，逐步建立起足球強國的基礎。他建議，政府想長期發展職業足球聯賽，應想辦法讓更多企業願意如同投資職棒，進一步投資足球，並健全我國足球選手的職涯規劃。

邱志偉說，政府的政策工具很多，包括可以提供企業賦稅上更多優惠，除目前「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規範的減稅條件外，還可考慮針對其他部分給予更多誘因，讓更多企業球隊可以在台灣落地紮根。他希望，政府在提出下一個足球發展計畫前，好好盤點目前國內問題，借鏡亞洲足球強國經驗，不要再讓「振興足球」淪為4年一次的口水話題，否則說得斬釘截鐵，做得虎頭蛇尾，實在令人遺憾。

其實，中華足球代表隊曾稱霸亞洲，1954年代表隊就在第二屆亞運（馬尼拉亞運會）奪冠，當時全隊的靈魂人物—教練李惠堂還在機場受到英雄式歡迎；1958年東京亞運會上，中華足球代表再以五戰全勝蟬連冠軍。1970年代，「中華木蘭女足隊」曾赴香港受訓，木蘭女足隊不只曾經3屆蟬連亞洲盃女子足球賽冠軍，更在1991年女足世界盃，成功晉級世界女足8強之列。

前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副秘書長焦佳弘表示，30年前日本的足球聯賽制度開始起步，日本社區足球發展其實更早了，相較之下台灣運動發展在解嚴以前，大多為政府服務，並沒有社會自發基礎，台灣社會真正開始關注足球的時間點，應落在1998年和2002年的世界盃，社區的足球俱樂部在這段時間前後才開始起步。

焦佳弘也說，樂見各界推廣小朋友踢足球，以及更多的足球俱樂部興起，但足球運動發展不可能只靠家長、教練，公部門還是要有角色，只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從體育署專案報告，能看出其本位主義、資源投入錯置等問題。最近國人羨慕亞洲各國在本屆世界盃成就的同時，台灣的國家足球代表隊卻依然為了練球場地而流浪，相較日本1997年在福島興建第一座國家足球訓練基地，韓國第一座坡州足球訓練基地2003年落成，體育署真的必須扛起責任，出面主導才能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