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災難1／國民法官判16案卻推拖年度評估　檢辯資源不對等被批欺負社會弱勢

國民法官法已屆滿一年，然而「週年評估報告」至今難產得拖到九月份，不僅執政黨立委感到不解，民團也是砲聲隆隆，大批國民法官制度美其名是融合參審與陪審，實際上審理已造成多起加重刑責的案例，且國民法官法的案子多由法扶律師辯護，制度變相欺負社會弱勢，嚴重違背當初期待人民參審判的美意。

宏祥法律事務所蔡孟翰曾參與彰化地方法院舉辦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的辯護律師，也曾在國民法官制度上路後實際參與，他以第一線辯護律師的觀察分析，該制度的優點在於能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審判，不論判決結果是否得到普羅大眾的接受，至少參與其中的國民法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法庭的運作。國民法官法審理案例涵蓋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與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

但他也坦言，由於國民法官是素人，對於法律形成的相關背景並不了解全貌，可能導致審判過程在法庭上出現過度煽情或灑狗血的情節，若以被害人角度而言，這樣的審判過程是否有助於社會和解？或是對受害者家屬二次傷害，這是制度上潛在的隱憂。

台灣陪審團協會創會理事長鄭文龍律師表示，1993年發生鄧如雯殺夫案被判3年，當時社會輿論譁然，為什麼長期被家暴的人還判那麼重，後來台灣馬上就有《家庭暴力防治法》，開始解決家暴的問題；30年之後，首起國民法官審判殺夫案，卻將一名長期受到家暴的婦女判7年2個月重刑；另起一名許姓婦女因失婚、被公司開除及欠債，最終選擇自殺甚至一起帶走年幼的小孩，獲救的許女在一審被判有期徒刑16年5個月。這種案例在通常的審判僅會被判兩、三年，因為自殺是不處罰的，自殺的人是對生活很絕望的人，法律已不期待，「那你罰他有什麼用，還判他16年5個月，這是超嚴重的亂判。」

鄭文龍續指，集中審理是很合理的一件事，但問題出在法官的審判觀念都不是很正確，審判過程也過於草率，這幾個被告都有做鑑定的必要，而辯護律師也要求在審判過程對被告作精神狀況鑑定，希望釐清為何去犯下不可被接受的刑案，「但法官都拒絕，也沒有說明拒絕的理由」。因為他們可能就是應付國民法官制度、觀眾，要趕快判完，如果同意申請鑑定，審判可能就會拖半年甚至一年。

鄭文龍痛批，國民法官制度專門在欺負社會最底層的人，目前國民法官所審判的案件的被告，幾乎都放棄上訴，被家暴、尋死的人連上訴的能力都沒有，更遑論要有對等的資源系統，該制度的立意應是公平公正審判，要得到量情合理，符合比例原則，「但現在國民法官所判的案子都隨便亂加重是什麼意思？」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說，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法律的認定與英美法不一樣，也因此在成文法的制度下，要讓參審的國民法官在短時間內理解法律並不容易，尤其國民法官每個人的背景不同，相比於職業法官被要求生活嚴謹，秉持專業不被外界干擾，國民法官是否能不被社會輿論、媒體報導渲染而影響判決？皆有待商榷。

吳宗憲表示，因為國民法官審理的案子都是重罪，通常由一流的檢察官擔任，但被告卻多由法扶基金會的義務律師代理，導致兩方在資源和能力上存在明顯的不平等，該情形對被告是不利的，所以也有人批評國民法官制度變相欺負社會底層的人，因為他請不起專業的律師。

「國民法官是不是也知道收賄是有刑責的？」吳宗憲擔憂，國民法官並非如專業法官出身，也不像德國有任期制，國民法官在台灣通常只審理一個案子，尤其僅領微薄報酬的國民法官遇到被告出價100萬收買，是不是容易心動？他說，因為目前審理的案子大多是經濟弱勢的被告，當有權有勢的被告出現，政治與金錢勢力就會將手伸入法庭了。

民進黨立委鍾佳濱則表示，過去社會普遍對於某些審判過輕，因而希望人民參與審判，按照過去的邏輯，現在國民法官的案子判比較重，不是應該符合社會期待嗎？鍾佳濱也針對國民法官制度實施以來的三個需要補強的面向，首先是檢辯資源不對等，導致國民法官案件大多使用法扶律師，但律師的酬勞不足以應付密集審理的情況，甚至可能影響訴訟品質；其次，國民法官的培訓和宣導工作不夠充分，部分人民因缺乏信心或能力，而不願擔任國民法官；第三則是，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之間的對等性也存在問題，外界普遍擔心職業法官會影響國民法官的判決獨立性。

鍾佳濱指出，國民法官法當初設計希望試辦6年，而每年度結束都需要出一份評估報告，以檢視整年度的施行概況，但現在2024年已過4個月，司法院竟推拖評估報告需要9月才能提供，「審計部4月前就把決算報告送來立法院，那司法院的評估報告怎麼會比政府決算報告還困難？這部分我認為需要盡快改進。」

司法院針對評估報告推託一節表示，成效評估報告區分為「國民法官問卷調查報告」、「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實施情形」、「成效評估報告」3大冊，預計分別於4月、7月、9月位序公告，並無所謂必須等到9月始能出版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