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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案改變的台灣/「不讓妳的離開毫無意義」 小燈泡媽媽投身政壇成改革推手

小燈泡事件後,王婉諭開始投身各種社會議題,並在2019年接受政黨「時代力量」邀請投身選戰,於同年當選立法委員。(圖/報系資料照)

2016年3月28日上午,患有精神疾病的王景玉當街持刀襲殺一對路人母女,造成3歲女童無辜慘死,即內湖「小燈泡」隨機殺人事件。時至今日,台灣社會仍在因為這起事件做出種種的修正與改變。在深入了解這些改變前,我們必須要先談起一位在「小燈泡」遭到殺害後,持續推動改革的關鍵人物,也就是「小燈泡媽媽」王婉諭女士。

在發生重大刑案時,媒體鏡頭前出現的被害者家屬通常不是情緒潰堤痛哭失聲,就是氣憤難平破口大罵,但小燈泡的媽媽王婉諭,從一開始出鏡時就很冷靜,也不陪合預設立場的媒體記者回答「希不希望王景玉被判處死刑」,只表示自己認為犯罪背後有其成因,她希望能先了解王景玉是個什麼樣的人,了解他會什麼為犯下這樣的罪行,才有辦法思考是不是希望王景玉被判處死刑的事情。

王婉諭的回應,在當時引起了相當大的輿論爭議,有人讚賞她的冷靜與一針見血,卻有更多激動的民眾指責她「冷血無情」。然而面對網路上激烈的聲浪,以及家門口大批媒體的圍堵,她仍執拗的表示,自己想做的不是、至少不僅僅是「殺死兇手」,而是要阻止同樣的悲劇一再重複發生。王婉諭坦承,過去對社會公共議題並不關注,直到小燈泡悲劇發生後,她才檢討起過去的消極:「如果當時有更努力去做些什麼事,有沒有可能我們家的悲劇就不會發生?」

至此,王婉諭開始投身各種社會議題,更在2016年接受邀請成為司法改革籌備會委員時,在臉書上寫下:「妳離開之後,無時無刻不想妳,沒有一天不哭泣。但只有悲傷,沒有幫助,不會讓我們家變得更好,也不會讓社會變得更好。我們曾誓言,絕不讓妳的離開毫無意義,才不枉為妳的父母。

王婉諭在2016年接受總統府邀請,以「犯罪被害人家屬」身分被邀請擔任司法改革籌備會委員。(圖/報系資料照)

2019年,當時政黨「時代力量」正面臨政治明星紛紛出走、影響力也急遽下滑的窘境,王婉諭在此時接受時代力量邀請,被排入該黨2020年第10屆不分區立法委員提名名單,並且在同年當選該屆立法委員,當選後,她大力推動《精神衛生法》修法,終於在2022年11月底三讀通過,並且預定在今(2024)年底前上路。

王婉諭表示,這項修法的主要內涵,是為精神障礙者建立「分級分流」制度,讓狀況輕微的精神障礙者能夠得到協助,而狀況真正嚴重的精神障礙者能夠被及時發現,並且得到介入管束。

她告訴CTWANT,能登上新聞版面的精神障礙者,往往都是最危險、最嚴重的病患,所以容易造成外界強烈的恐懼跟抵觸。就連她自己,在小燈泡事件剛發生時,也對精神障礙者充滿了恐懼,想著是不是把這些有問題的人「關起來」,社會就會安全一點。然而,當她深入了解後才發現,目前國內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慢性精神疾病患者逾13萬人,「我們不可能將這十幾萬人全數排除在社會之外,或是像大家想的,把這十幾萬人丟進精神病院就解決了。」

王婉諭2020年10月8日召開《精神衛生法》修法公聽會,邀集專家學者與政府相關單位代表共同討論。(圖/報系資料照)

王婉諭指出,其實所謂的精神障礙者,從一開始心理健康有些許情緒上的不穩定,到一步一步墜落到最嚴重的狀態,其實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在其中有很多的時機若能夠被協助、能夠被治療,都可能可以回到復原的道路上。

為此,在修訂精神衛生法時,想要建立的核心概念,就是根據精神障礙者不同等級、不同程度的狀況,給予他們不同的協助。也就是所謂「分級分流」的概念。比如說狀況比較輕微的精神障礙者,可能需要的是心理諮商、社會關懷,也可能需要的是家庭、教育方面的接近來增加他的信任感。而狀況最嚴重的精神障礙者,可能預期有攻擊行為時,就會需要比較強列的介入、約束

王婉諭指出,國家過去對於已經發病的精神障礙者,其實沒有太多的協力,就是給病患協助就診,用藥之後就會讓他離開,「可是這個離開,只是將他放回到原本的環境之中,沒有讓他有走上復原的道路。」當這些精神障礙者離開醫院,回到原本的環境,由於刺激他的環境沒有改變,在持續刺激下,病患越來越不穩定,然後重新回到醫院,此後就在住家與醫院之間不斷徘徊,卻變得越來越惡化。

「然而,我們在進行了上百次的訪談,接觸了數十個社福團體後發現,其實是能夠為這些人找到恢復的路徑的。」王婉諭說,這些精神障礙者並不是只能成為社會的負擔,但他們需要有人從旁協助,替他們指出如何平安重新回歸社會的道路。

她舉例說明,比如當這些精神障礙者準備離開醫院時,應該要有人提前告訴他們的家人,未來可能會面對怎麼樣的問題;當他有發病跡象時,又該怎麼早期介入、早期找到社工單位來協助。當他們的病況穩定下來,又該怎麼幫助他們找到工作重返社會,「這些才是真正能幫助他們走上復原道路的環節。」

2020年7月,王婉諭與團隊拜訪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在新莊的社區復健中心。(圖/翻攝FB/王婉諭臉書)

不過,王婉諭也在訪談的過程中注意到,這些面向精神障礙者的社福機構量能都很小。因為大家會恐懼、害怕這些人,所以這些社福單位在募款上十分艱難,每個單位能夠協助的就只有十幾、二十人,而台灣的精神障礙者卻有十多萬人,因此絕大多數的精神障礙者都得不到幫助。

「政府的角色真的很重要!」王婉諭再次無奈苦笑:「政府應該要主動來面對這個問題,而不是給民間團體補貼一點點,然後請人家繼續努力。」

至於要改善精神障礙者的處境,她認為其實需要長期的基礎工程,現在的學校輔導、課程中漸漸都有導入精神衛生與心理健康的相關內容,當社會整體對於精神疾病的認知提高、也懂得怎麼與他們相處,怎麼注意到精神不穩定的早期徵兆,都會對狀況有所幫助。

王婉諭也提到,這個改變的過程,光靠學校教育是不夠的,還有來自社會、來自家庭的教育。目前社會教育大多靠民間團體在推動,她自己在立院期間也做過不下4、50場演講。她自述剛進入立法院的時候,社會上只要發生精神障礙者傷人的事件,媒體或民眾會問她的,就只有「該不該被判死刑」的問題,但是到了最近,她接觸到的問題就逐漸變成「我們該做些什麼來協助他們?」可見整體社會的對於精神障礙者的了解與觀念是在逐漸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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