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聽大亂鬥2／法務部監看便宜行事　立委罵：刑求也很有效要不要入法？

科技日新月異，通訊軟體LINE、FaceTime和Telegram等幾乎已取代手機和家用電話，成為現代人主流的溝通工具；然而，昔日將「監聽」視為犯罪偵防利器的檢警調，如今面對擁有加密功能的通訊軟體，卻十分頭疼。

九○年代曾有一名警察局資訊室警員接獲民眾要求，透過內政部警政署連線查詢某位女子的個人資料，在檢察官核准監聽票之後，經執行通信監察而得知警員的洩密情節，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即以此監聽譯文為依據，認定警員構成洩密罪。

該名警員不服氣，認為監聽票應一律由法官核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二項有關監聽票在偵查中，應由檢察官核發的規定是違憲的；且該案監聽票原以槍砲等重罪核發，洩密案判決卻將非屬於重罪的洩密情節譯文，作為罪證認定並不合理，該警員因而聲請釋憲。

對此，大法官作出「六三一號解釋文」，當年《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授權職司犯罪偵查的檢察官和司法警察機關，同時負責監聽票聲請與審核，未由客觀、獨立的法官核發，不符《憲法》第十二條保障人民祕密通訊自由的意旨。經修訂後，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由法官以中立客觀的第三者角度，審查辦案人員發動這項強制處分是否超過合理的範圍。

國民黨立委李貴敏進一步指出，現行法令就是多了一道令狀聲請程序，讓檢警調在發動監聽前更加審慎，反觀《科技偵查法》卻大鬆綁，「這完全沒有道理，等於把人民的隱私當兒戲，就為了便宜行事，若這樣說，刑求也很有效，要不要也入法？」儘管法務部已撤回草案，但李貴敏質疑法務部強推此案，很可能已經開始執行某些監控了，制定法律只是想取得法源依據，否則一旦行動曝光，執法人員就可能面臨刑責。她認為，只要風頭過去，《科技偵查法》遲早還是會借屍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