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登報道歉違反「不表意自由」　侵害言論自由

登報道歉，是目前妨害名譽案件中民事庭法官常見的一種判決，也是一種社會大眾「習焉不察」的現象。道歉在道德層次上雖然是一種認錯的表現，但如果國家公權力的司法過度介入民事爭議，率爾作成強制道歉的判決，卻有違憲法所賦予的「良心自由」、「不表意自由」等基本人權。最近國民黨籍民代、評論員羅智強等4人根據外交部駐外電文密件，質疑前立法院長蘇嘉全私訪印尼一案，在刑事部分雖不起訴，民事部分卻遭重判，並命登報道歉3天，更使司法強制道歉形成政治力侵入操弄的破口。

法院強制判決失當

早在12年前，大法官656號解釋就以「最後手段」的定位，對強制登報道歉作出限縮性合憲的解釋，台北地院不僅無視大法官對此一最後手段必須「嚴謹慎重」的釋憲意旨，直接就做出命敗訴被告應登報道歉，且要連續3天在3大報刊登道歉聲明的判決，這種違背比例原則的重罰，更讓人對所謂強制道歉的必要性、公正性產生根本性的質疑。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3月，一位民眾因不服法院命其強制登報道歉的判決而聲請釋憲，大法官決議受理，也辦過憲法法庭說明會，可見這屆大法官對強制登報道歉的看法，與2009年作出656號解釋的大法官有所不同。現任司法院長、大法官會議主席許宗力當年任大法官時，即曾對釋字656號釋憲文提出協同意見書，認為「登報強制道歉違憲」。

如今因為新的案件更增添了此一違憲爭議的矛盾，強制登報道歉判決是否侵害人性尊嚴與表意自由，在政治紛擾的陰影下，大法官們究竟是與時俱進、加快釋憲腳步，或是另有所圖、別做他想？外界正檢視企盼中。

當年的656號釋憲文兼顧了理想與現實，因此有著相對的妥協性，既承認人民有不表意的自由，不表意自由卻可限縮；而強制登報道歉雖涉及不表意自由，但若道歉聲明不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即屬合憲的適當處分；問題是自我羞辱的定義何在？更重要的是，強制登報道歉是最後手段，只有在加害人刊登澄清聲明，或判決書部分或全部內容仍不足以回復被害人名譽時始可為之；但如今法官卻可恣意為之，不但直接強制人民登報道歉，而且連內容與刊登方式也強制規定！

就常理而言，勝訴判決本身就已還其公道，回復其名譽；如考量案情為回復名譽，而有進一步讓勝訴判決廣為周知之需要，則充其量採取諸如由法院判命敗訴之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澄清事實之聲明，或被害人勝訴判決之啟事，或將判決書重要內容登報等手段，即已足夠。但是強迫行為人公開道歉，且不說行為人是否能出於真心道歉，光是道歉而不澄清謠言或誹謗的不實內容，名譽有何回復可言？

大法官應與時俱進

道歉屬於道德層面的表現，法院著重者應是事實層面的平反，656號解釋既要求登報道歉是回復名譽的最後手段，而澄清或更正即可回復名譽，實務上也沒有必須登報道歉的需要。強迫道歉發源於過去民智未開、封建專制時代的律法，已經不適用於現代民主法治社會，強迫道歉無異於羞辱洩憤式的「洗門風」，是對人民不表意自由的嚴重侵害；而且連侵害更嚴重的刑事犯罪都沒有強迫登報道歉，民事責任又如何要求人民公開道歉？

尤其在網路多元傳播時代，無論個人或媒體基於「快速大量提供資訊」的時代特性，發生侵害名譽的機率必然比過去要高且頻繁；基於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與揭弊的社會監督功能，為避免政治權力結合司法造成的寒蟬效應，更應該適度保障公共事務的報導與評論空間。大法官其實更可利用此機會進一步帶領大家思考：在科技和資訊時代，不實消息應如何更正和澄清，才能算是「適當回復名譽」。

許宗力當年在釋字656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寫道：「強迫公開道歉於回復被害人名譽之外，所溢出的副作用實在太大、太強了，姑且不論對加害人不表意自由，乃至良心自由的侵害，還因具有心理上、精神上與道德上的公開懲罰功能，使加害人受到類似遊街示眾的屈辱，嚴重打擊其人格尊嚴。是客觀上明明有兩全其美之手段可供選擇，而竟允許可以捨此不由，選擇這種大大超出回復名譽所必要限度之手段，此種解釋方式， 值得強烈懷疑。」

道歉不僅不應以司法強制為之，更不能代為履行，強制人民與媒體道歉，既是對不表意自由的二度侵害，更是對事實澄清最大的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