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痛針猝死2／藥害救濟「十告九輸」　大法官3年前看出問題至今未改

花蓮孫女士的先生是家中經濟支柱，先生病倒後，孫女士除了要到醫院照顧先生，還得掛心孩子生活起居，讓她感到心力交瘁，不料一針止痛劑竟讓先生撒手人寰，對於半生依賴先生養家的她來說，宛如晴天霹靂，不但得承受喪夫之痛，還要面對日後的經濟困境，由於施打止痛針時她在場照料，讓她同時須承受親族間極大的壓力，必須找出先生猝死的原因。

孫女士的先生因身體不適，2015年間到花蓮慈濟醫院就醫，被診斷為頸椎退化併脊髓腔狹窄、呼吸衰竭，後來先生的脖子痛得受不了，要求打止痛針，於是院方在晚間施打止痛劑配西汀（Pethidine）50㎎，不料隔天早晨，醫護人員發現病人已無呼吸，急救無效後，宣告死亡。

孫女士為了對亡夫在天之靈以及親族交代，查明有無醫療疏失，窮盡一切辦法提起相關訴訟，不料都敗訴，因此申請「藥害救濟」成為她唯一能討回公道的機會，只是面對藥害救濟「十告九輸」的現實問題，她仍決定堅強地走下去，在申請藥害救濟被駁回後，轉而提起行政訴訟，而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審判決她敗訴的決定，就是她最後的希望。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期間，擔任孫女士法扶律師的溫毓梅指出，孫女士的故事絕非個案，現制最大的問題，在於申請救濟的民眾通常不具醫藥專業背景，屬於絕對弱勢的一方，因此當藥害救濟審議委員會認定無過失時，須有一個能讓司法交付鑑定的獨立機構，以客觀第三方身分，平衡弱勢民眾醫藥專業的不足。

溫毓梅主張，藥審會的決策過程，就算要對申請補償的民眾保密、不讓律師閱卷，也不能以保護審議委員為由，拒絕讓法院了解審議內容，這樣不但侵害了司法權，也牴觸憲法保障民眾訴訟權的意旨，民眾如何能得到公平的審判？

其實，黃瑞明大法官早在3年前就看到了這個問題，2018年釋字767號解釋出爐時，他即明白指出，實務上藥審會鮮少在駁回救濟理由中，說明依據的醫學文獻出處，即使是醫藥領域的專家，也無法從藥審會的理由中，檢視其依據是否正確，他認為藥害救濟實務上的做法，有極大的改善空間。

溫毓梅強調，藥審會認為孫女士的先生長期抽菸、喝酒，還有糖尿病，以前多次使用配西汀（Pethidine）都沒問題，以此作為抗辯不需補償的理由，問題是病人這次施打配西汀（Pethidine）12小時就猝死，間隔時間如此接近，很難讓說服家屬和律師彼此間沒有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