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保單討債2／保單解約金僅千元　遭強制執行所有保障去了了

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債權人可以強制解約、執行債務人為要保人的保單，取回保價金償債，立委憂心保單遭到強制解約僅拿回少量的解約金抵債，卻使得保險受益人保障喪失，相關權益沒有其他手段可以救濟，因此呼籲賦予保險受益人「介入權」，也提醒民眾，若是遇到這種情況，可以向法院聲明異議，或是與保險公司協商，避免解約保單，改用縮小保額的方法釋出部分金額。

許多債務人多年前因各種原因負債，欠錢的對象不只一家銀行，事隔多年，不見對方繼續追討，還以為債務已經解決，卻不知道銀行已將這些債權轉手給資產管理公司；直到最高院統一解釋，保單也可做為強制執行的標的，資產公司紛紛出手，導致近來債務人保單遭扣押的數量大增，各黨立委都接到不少陳情，民進黨、民眾黨與國民黨立委都針對此問題舉行記者會，討論因應之道。

46歲的B先生在17年前欠下現金卡卡債，至今連本帶利積欠銀行新台幣12萬9千多元，資產管理公司扣押以他為要保人的終身壽險，包括自己的主約以及兩個小孩做為被保險人的附約，預估保單解約金43萬，雖然多於欠款，但解約後若要重新投保的條件大不相同，讓他感嘆銀行的資產管理公司為了催討小錢，硬是讓債務人損失更多。最後，在立委郭國文協調下，保險公司同意以縮小保額的方式，讓債權公司可領回債款，同時債務人也不會失去所有的保障。

郭國文指出，被扣押的保單有許多是父母親替小孩買的保險，一旦解約，可能就買不到同樣的保障，或者保費大幅提高。許多保單的殘值並不高，債權人拿到一點錢，但是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卻失去了重要的保障，《強制執行法》和最高法院雖然都有提到比例原則，但實務上大家都知道法院負擔很重，很難多花心思去兼顧個案正義。

C小姐雖然已經成年，但她的保單也是當年父母出錢讓她投保。C小姐說，她在20年前與人打官司，那段期間不僅是身心煎熬，到了後期更花光了積蓄，有打過訴訟的人就知道，司法審判還曠日廢時，為了生活只好向銀行借錢，導致不斷重覆上演「借了還、還了又借」的戲碼，最後官司輸了，她身陷囹圄，也實在無力償還，才欠下這幾十萬元的債務；出獄後又被貼上曾入獄的標籤，導致工作不順，僅能溫飽三餐，並非刻意不還錢。

今年4月中，C小姐收到台北地方法院的執行命令，債權銀行透過某資產管理公司查扣她的人壽保險與醫療險，訴求用保單解約金來償還欠款，「但我的保險解約金僅僅只有一千多元。」她說，如果她有投資型或者是儲蓄型的保單卻不還錢，就真的是很過份，但她只有單純的壽險與醫療險，這還是家人擔心她未來會付不起醫療費用，因此用她的名義買的保險。

「如果硬要解掉這類型的保險，無疑是要逼我走上絕路。」C小姐說，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但她的工作已經非常不穩定，如果連人生最後的希望都剝奪，除了不能生存，連還錢的機會都被斷絕，還只是為了一千多元保險解約金，為了這一點錢就要斷人生路，想一想就覺得十分恐怖。

郭國文說，目前業界和學界都對保單強制執行有很多疑慮，金管會與司法院應該協商出一個流程，在強制執行保單前，宜先召開調解程序，看要保人是否願意先行還錢，或是保險受益人是否願意代為清償，避免在要保人或受益人不知情的狀況下被強制解約。

立委鍾佳濱指出，強制執行債務人的保單本來立意良好，保障債權人、避免債務人脫產，但也可能出現道德風險，處理不良債權的資產管理業者要求解約健康型保單時，因為通常這些弱勢的保戶，正好是要用到保險的年齡，所以債權人提出解約要求時，保險公司反而成為潛在的受益者。

他說，保單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時，同時也應該提供債務人主張異議的救濟的管道，但債務人可能連自己可以主張什麼也不清楚，此時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就可以介入。雖然該中心原本的任務是處理保戶跟保險公司的消費爭議，但應向大眾宣導遇到類似事件應如何因應並提供諮詢。

鍾佳濱也提議，金管會保險局在對壽險公司進行「普惠金融」評鑑時，可以要求保險公司主動幫保戶做保單分析，在遭到強制執行債權的時候，怎麼樣讓保戶的損失降到最低，例如保戶的主約是儲蓄險，附約是醫療保障型的保單，雖主約被強制執行解約，保險公司可以把約附單獨分離出來，讓保戶繼續維持附約，保險局更應該將其列入對保險公司的稽核項目，這樣業者才會認真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