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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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破網1／顧公投不理治安？ 專家：年節前民眾會更不安
全台各地街頭近來紛傳棍棒齊揚的聚眾鬥毆事件，搞得民眾人心惶惶，深怕自己隨時成為社會事件主角，立委認為執政當局持續把公投等公眾議題操作成政黨對立，造成台灣內部族群衝突，撕裂彼此情感，人心浮動間接拖垮治安穩定；法界人士提醒愈接近農曆新年的時候，「治安直接相關案類」的罪犯發生率明顯升高，政府有責任維持於恐懼的社會環境。近一個月來，不論是在KTV內或是街頭上到處可見持棍棒追逐鬥毆事件，民眾處在這股暴力氛圍中驚惶不已，許多民眾質疑執政黨只顧公投、無心治安。11月23日，行政院長蘇貞昌主持行政院治安會報時特別指出，近期發生的街頭暴力、糾眾傷人事件引發社會不安，要求檢警提高「聚眾鬥毆」案件的起訴率，達成法律保護社會秩序的目的，不讓街頭傷人事件一再發生。宋姓男大生擦撞瑪莎拉蒂後遭毆昏迷，警方一度將嫌犯放走，經檢方核發拘票後帶回7名涉案人偵辦。（圖／報系資料照）蘇貞昌的話才剛說完， 12月2日深夜，台北市中山區一條巷弄內又發生多人持械打群架，警方抵達時，現場一群人還在持刀棍互相鬥毆，其中2人腹部遭刺、1人手部被劃傷，分明不把政府部門的「提醒」當一回事，警方帶回鬧事者後，依「聚眾鬥毆」、「傷害」等罪嫌送辦。前中央警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律師劉耀明指出，根據研究過年前的犯罪率有攀高趨勢，進一步分析犯案族群年齡層則是下降，可能與過年前學校放寒假，年輕人常相約出去玩，再加上酒精催化，所以每年在這段期間聚眾鬥毆的案件確實上升的趨勢，一直到了春節到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與家人相聚，相關的犯罪才又下降。法律學者劉耀明說，過年前學校放寒假，年輕人常相約出去玩，再加上喝酒，容易發生聚眾鬥毆事件。（圖／中時資料庫、記者方萬民攝、CTWANT合成圖）根據刑事局統計資料顯示，檢視每年年底11、12月時，「治安直接相關案類」發生件數都呈上升趨勢，以去年為例，2020年10月的治安案件發生件數為5593件，到了11月上升為6915件、12月是7332件，到了今（2021）年1月則是6651件，今年農曆新年是2月10日，該月份的刑案件數才又下降到5006件；2018和2019年在11、12月間犯罪案件同樣升，犯罪數都是在春節期間回落。所謂「治安直接相關案類」泛指暴力犯罪、竊盜、一般傷害、一般恐嚇取財及詐欺等。自從11月7日宋姓大學生遭3名「超跑惡少」打成重傷後，台灣各地接連發生多起群聚鬥毆事件；11月17日，高雄市1名李姓女子騎機車時，因和另外1輛轎車靠得太近、多看了對方幾眼，遭轎車上4名男子當街圍毆；11月20日清晨，台北市忠孝東路錢櫃有14名黑衣人衝進包廂內，和包廂內正在歡唱的另外一群人互毆。立委張其祿說，犯罪因素很複雜，但和經濟絕對脫不了關係，警政署在後端處理治安問題，只是治標不治本，社會安全網更重要的是前端社會經濟和貧富差距等因素。「有錢人有管道可以避稅，收入超過二百萬的大戶，一毛錢所得稅竟然都不用繳。」他指出，我國的稅制沒有發揮財富重新分配的功能，不但累進沒有做得很好、甚至是累退的現象，導致稅後的貧富差距更大，最有錢與最窮的20等分家庭收入竟然相差130倍，也是造成治安不佳的原因之一。「政治仇恨和歧視，都會助長暴力犯罪。」張其祿說，國外有不少仇恨犯罪來自種族、宗教歧視，台灣則是來自不同的政治立場，例如民進黨一直以來猛打「仇中牌」，這次的公投動員行動中，只要不同意見的人就被貼成是中共同路人，形成仇恨對立。最近他出去宣講公投理念的時候，就曾遭到不同理念的人嗆聲，這就是政治仇恨造成犯罪的實例，有時候這種仇恨還會造成人身危險，從選舉的時候有人要穿防彈衣就可見一斑。
治安破網2／聚眾鬥毆起訴率低 學者籲參考日本修法
行政院長蘇貞昌11月在治安會報上指出，《刑法》第149、150條的「妨害秩序罪」與「聚眾鬥毆罪」在去年1月修正施行後，到今年的起訴率僅有30%，希望修法後相關的起訴率仍能持續精進提升。律師與學者建議，除了加強警方蒐證的教育、統一檢方法律見解符合新法外，也可參考日本等國修法內容和方向，才能達到嚇阻街頭暴力犯罪的目的。律師翁詩淳曾擔任2014年信義區夜店殺警案被害人家屬的辯護律師，她回憶該案發生時《刑法》雖然還沒有進一步修法，但經過警方一一把所有到場的嫌犯找出來，最後仍依「聚眾鬥毆致死」、「在場助勢」等罪將主謀蕭叡鴻及曾威豪、劉芯彤等57人判處13年至2個月不等刑期定讞。當年受託信義分局刑警薛貞國遭毆致死案的律師翁詩淳，肯定警方花了不少時間仔細查訪到所有嫌犯。（報系資料照、記者方萬民攝、CTWANT合成圖）翁詩淳說，雖然去年修法後，「聚眾鬥毆」構成要求的條件放寬，但3成的起訴率並不算高。她分析原因，雖然新法的構成要件已經改為「3人以上」，但檢方仍採用的舊的見解，認為要有「公然聚眾」才能成立；另一個原因，就是無法證明嫌犯主觀上有「妨害秩序」的意圖，導致無法起訴。「警方細膩的蒐證對於法官定罪有很大的助益，」她舉例說，如果一群人到KTV唱歌，結果發生鬥毆，不能認定他們事先知道會妨害公共秩序，但如果打鬥已經發生，你卻還靠過去助勢，那就可能有擾亂公共秩序的意圖，因此警方在第一線蒐證時務必要證明嫌犯知道自己的行為，會衍生擾亂公共秩序，並在移送書上多加著墨，檢察官才好起訴。律師蕭棋云指出，原本法律規定鬥毆的人數要隨時可以增加才算「聚眾」，而且必須是主動糾集人馬來參與打鬥，但考量這種犯罪行為對秩序的衝突很大，才會修法改為只要有3人以上、出入公眾得出入的場合就算是聚眾；只不過，雖然在修法的立法理由中有說明，但法條的用語沒有改，檢察官因此會受限於法條，並且不希望濫訴，所以會比較謹慎，以致起訴率比較低。他建議，法務部可以統一法律見解，讓檢察官有所依據。警方將妨害秩序的嫌犯以聚眾鬥毆移送到檢方，起訴率偏低，是否意味警方有浮濫移送的情況？前中央警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律師劉耀明指出其中一項因素，當警方偵辦這類引起矚目的群架案件，如果僅以《社會秩序維護法》裁罰，可能會引起民眾不滿，為了避免遭質疑吃案，警方寧可用「聚眾鬥毆罪」移送，但不起訴率高達七成；然而案子只要經檢察官起訴，法院的定罪率達到9成，也證明了檢察官充分發揮了「過濾」的功能。內政部長徐國勇在治安會報上展示「110視訊報案」系統，強調報案時不必講話，警方就能看到報案人與嫌犯。（圖／行政院提供）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系教授許福生指出，當初《刑法》第 149、150 條的修正，是想有效壓制街頭、夜店和KTV 等公共場所聚眾鬥毆的不法氣燄，但目前實務運作結果此類案件常不起訴，最主要理由是因為被告等人原本是去唱歌，不是基於妨害秩序目而聚集，後來衝突是偶發性，與妨害秩序罪構成要件不符。許福生建議，為了落實當初修法意旨，未來警察在處理聚眾鬥毆案件時，應特別注意客觀要件是否符合「聚集3人以上」及「達於破壞安寧秩序之程度」、是否「對妨害秩序之結果有認識」及「非偶發性」等方面蒐證及詢問，特別是要查明是否以口頭或LINE等通訊軟體邀約多人到場參與，「緊扣」嫌犯知道要準備互毆，以提高聚眾鬥毆定罪率。他也建議，為彌補用《刑法》壓制此種偶發性暴力行為的落差，未來在「傷害罪」章中也可參考日本現行刑法，適度引入「現場助勢罪」等類似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