祕密通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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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聽大亂鬥1／科偵法監看「無須經法院」 民眾LINE私聊被看光光
法務部9月間公告新修《科技偵查法》草案，聲稱有助於突破新型態犯罪的偵辦瓶頸。然而，由於該草案賦予檢警調主動調閱的處分權，無須經過法院審查監督，未來即可透過通訊軟體監聽聲音、監看文字、錄影拍照，因此非議排山倒海而來，甚至引爆侵害人權的質疑；許多立委也擔心《科技偵查法》一旦過關，台灣可能走回當年司法行政機關濫權的老路，侵擾人民祕密通訊自由。面對該草案，LINE、FaceTime等主要通訊軟體公司幾乎態度堅定地表示，不會配合政府任意監看用戶隱私，強調即使協助偵查犯罪，也一定要看到法院的令狀。二○一四年，海巡署一名王姓士官長在查緝私菸的過程中，私自在陳姓嫌犯的車上裝設ＧＰＳ衛星定位器，東窗事發後，王姓士官長被依〈妨害祕密罪〉判處拘役五十天、緩刑兩年定讞；即使檢察總長替王姓士官長提出非常上訴，主張他是為了偵查，並非「無故」裝設，卻依然遭法院駁回。本案讓法務部興起由檢察官發動監看、監聽的想法，月前公告的《科技偵查法》草案，就是授權檢察官和司法警察機關法源依據。一旦《科技偵查法》通過，民眾的「私訊」、「私聊」都可能會被以「執法」的名義看光光。（圖／王永泰攝）國民黨立委李貴敏指出，《科技偵查法》草案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偵查中，若檢察官認為「有必要時」，即可對位在非隱私空間的人或物，使用科技設備或技術調查，包含祕密實施監看、測量、辨識和拍照錄影等；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和司法警察等，因調查犯罪情形、搜集證據認為「有必要時」，也能比照辦理。然而，一名基層調查員指出，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就算法官核發令狀，通訊軟體公司也不一定會配合，但《科技偵查法》草案不用經過法官，直接對偵查對象的手機植入「木馬」（在使用者的電腦上建立「後門」，進而操縱電腦竊取資料），神不知鬼不覺，偵查作為更具效率。「整個司法機關和情治體系都可以直接監視人民，毫無忌憚地侵犯人權，天下豈不大亂。」律師出身的李貴敏質疑，乍看之下，《科技偵查法》草案似乎立意良善，卻將民眾的隱私完全曝露在執法人員眼中，「若是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和司法警察都可以對一般人民進行監聽，那豈不是走回過去的侵害人權時代。」
監聽大亂鬥2／法務部監看便宜行事 立委罵：刑求也很有效要不要入法？
科技日新月異，通訊軟體LINE、FaceTime和Telegram等幾乎已取代手機和家用電話，成為現代人主流的溝通工具；然而，昔日將「監聽」視為犯罪偵防利器的檢警調，如今面對擁有加密功能的通訊軟體，卻十分頭疼。九○年代曾有一名警察局資訊室警員接獲民眾要求，透過內政部警政署連線查詢某位女子的個人資料，在檢察官核准監聽票之後，經執行通信監察而得知警員的洩密情節，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即以此監聽譯文為依據，認定警員構成洩密罪。該名警員不服氣，認為監聽票應一律由法官核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二項有關監聽票在偵查中，應由檢察官核發的規定是違憲的；且該案監聽票原以槍砲等重罪核發，洩密案判決卻將非屬於重罪的洩密情節譯文，作為罪證認定並不合理，該警員因而聲請釋憲。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執法單位在進行監控前，須向法官取得監聽票。（圖／報系資料照）對此，大法官作出「六三一號解釋文」，當年《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授權職司犯罪偵查的檢察官和司法警察機關，同時負責監聽票聲請與審核，未由客觀、獨立的法官核發，不符《憲法》第十二條保障人民祕密通訊自由的意旨。經修訂後，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由法官以中立客觀的第三者角度，審查辦案人員發動這項強制處分是否超過合理的範圍。國民黨立委李貴敏進一步指出，現行法令就是多了一道令狀聲請程序，讓檢警調在發動監聽前更加審慎，反觀《科技偵查法》卻大鬆綁，「這完全沒有道理，等於把人民的隱私當兒戲，就為了便宜行事，若這樣說，刑求也很有效，要不要也入法？」儘管法務部已撤回草案，但李貴敏質疑法務部強推此案，很可能已經開始執行某些監控了，制定法律只是想取得法源依據，否則一旦行動曝光，執法人員就可能面臨刑責。她認為，只要風頭過去，《科技偵查法》遲早還是會借屍還魂。